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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年成功创办藉书园新考

字体:      发表日期:2020-07-17  文章来源:

周永年成功创办藉书园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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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22.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山东 济南 250117

摘要:在距今二百五十年的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济南学者周永年与桂馥合作,于济南五龙潭畔创建起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此后,无论历史记载,还是古今专家论证,皆言此举以失败告终。其实,藉书园之宏大事业败而未终,在首次失败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周永年与其后人弃产营书,历尽艰辛,二次创业,终于实现宏愿,藉书园藏书楼雄立济南朗园贤清泉上,公开开放,供人借阅传抄,嘉惠士林近百年之久。

关键词:周永年;桂馥;藉书园;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70(2020)03-0003-06

一、周永年、桂馥初创藉书园考

清代乾隆年间,济南学者周永年与桂馥合作,于济南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然而,藉书园坚持了不长的时间,以失败告终。其后二十年,周永年经过不懈的努力,藉书园终于成功。然而遗憾的是,今人却对此茫无所知。尤其可悲的是,周永年尽管成功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而历史与后人却错误地将其塑造成了失败者的形象。人们不了解他的第二次最后的成功,却是记住了他的第一次的失败。存在,只能放在时间中才能理解。否则,便永远是一笔不可理喻的糊涂账。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从他第一次创建藉书园时开始梳理,然后方可在时间与逻辑的链条上,看清他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苦难,以一个阔于世故书呆子的痴情与韧性,终于在有生之年将这一举世伟业创造成功的。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学界对于周永年及其藉书园的研究,历来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与环节。截止目前,藉书园于何时、在何地所办,又是因何种原因失败,均语焉不详或莫衷一是。然而,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在逻辑上还要先廓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周永年何以要毕平生之力去建藉书园?为什么天下的士子成千累万,唯独他会产生这种天才的想法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最终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的?

我们认为,概括起来,可有四点,盖书之用、书之难、书之方、书之志是也。

这首先要从周永年的独特人生经历说起。周永年,字书昌,一字书愚。清雍正八年(1730年)出生在济南东流水巷一个商人家庭。周永年自幼聪颖,唯嗜读书,少长,于书无所不窥[1]1241。他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买书。在四、五岁时路过书店,竟掏空口袋的钱物购买了一本《庄子》。他在泺源书院的老师沈起元称: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之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意者。[2]4744由此可知,周永年的想法首先来自唯嗜读书的经历:他由此感悟到图书的无上价值,此为书之用;并且深切体会到了读书人的无书之苦,此为书之难。

二是他的儒藏理论与实践,使他终于一步步摸索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书之方)。关于儒藏,应该首先提及明代藏书家曹学。他认为道教与佛教都有自己的专门藏书,即《道藏》与《大藏经》。因此儒家的典籍也必须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收藏,建立儒藏。周永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自汉朝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私人所藏之书浩如烟海,但大多散失殆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藏书都为一己之用而不能广泛传播,使得许多书籍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万世[1]1239。而开办藉书园,亦即借书园,正是让书籍藏之天下”“藏之万世的途径与方法。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无私胸怀与顽强毅力,这不是一般的推己及人,而是济世渡人的博大情怀,其要义在为天下”“为万世,为天下读书之人铺路请命在所不辞,为万世文化之薪承传光大鞠躬尽瘁。

(一)藉书园初次创办时间

桂馥尝在周永年去世后的回忆碑传里谈到:周永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3]626。只提筑园事,但未详何时何地?

据道光《济南府志》之桂馥本传:桂馥于乾隆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优行贡成均⋯⋯教习期满,选长山训导,奉委在省监视泺源书院,复与济南周书昌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4]

原来是,桂馥于乾隆三十三年优贡入京师国子监,教习期满,当为三十四年,选为济南府长山县训导,但他未去长山上任,而是奉上峰委派,留在济南,担任泺源书院的监院(位置次于山长或曰掌院、主讲),于此期间,他与周永年创办了藉书园。由此可知,藉书园初次创办时间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于今刚好250周年。

(二)藉书园初次创办地点

已故学者徐北文先生认为藉书园地址是在五龙潭畔[5],这结论是颇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三,一是此处距离周永年的家东流水巷很近,便于管理。二是此处有空闲地,这是最关键的。刚好20年后,桂馥又在此潭之西筑潭西精舍,想是此处既有空闲,又先曾在此筑藉书园,轻车熟路也。三是景致胜地,深为周、桂及文人雅士所喜爱,易招致来者。不过,在无确切文献的支持下,此亦断不可视作最终结论。

(三)失败原因

有三:一是书籍量少,吸引力差。周永年虽自幼嗜书并有所积累,但其时尚为求取功名途中的书生(乾隆二十五年庚辰顺天副贡,第35名),据其师沈起元所记,周永年二十五岁时有书数千卷:周生永年,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生今年二十有五。[2]4744此为乾隆二十年,此后又十余年,估计亦不足万卷,而桂馥家世代为孔府的洒扫户,积书亦不会多,加上桂馥所出,计万卷左右,这作为私藏是一个数字,但办图书馆,是远远不足的。二是要务缠身,无暇顾及。且不说桂馥作为监督,抽身不得。且看周永年的科考时段,周永年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顺天乡试第八名;乾隆36年辛卯进士。乾隆三十四年,显然正是他准备、奔波、忙碌于顺天乡试、接着是会试、殿试的关键时刻。这样的终身大事是不敢稍有怠慢的。三是经验不足,疏于管理。图书公开开放,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周、桂二人缺乏管理经验是必然的,同时,济南也缺乏适应这一变化的读者,以致书籍流失相当严重。我们可从桂馥的这番话中品出丝丝寒凉: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本来是大公无私地做公益事业,却不料是这样的下场,力屈,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有的,可惜用尽了也不济事,最后一句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显然有对自己书籍流失的痛苦与怅惘。

二、弃产营书二次创业,艰难竭蹶辛苦备尝

在总结了第一次办园失败的教训之后,周永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再次创办藉书园的步伐。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周永年考中进士,改归铨部,遂出都门回到济南等待安排。三十七年,时任莱芜知县的南川人(今重庆南川区)周士孝(号松),理解他的抱负与追求,特意要在莱芜县景致最好的肃然山之阳,为其建别业借书园(此可见周永年已经明白家须与园合一,以便于管理),于是周永年急忙赶去考察,准备重建借书园。曩者壬辰之秋,南川家松明府,将为余置别业为借书园,余素耳肃然山阳丘壑林庐之美,因往游焉。[6]187许是此地距都市较远,不便士子借书查阅,后遂作罢。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被荐,与邵晋涵、戴震征修《四库全书》。此时,周永年的风光与荣耀达于极致。据其好友章学诚称:一时学者称荣遇⋯⋯二君者(周永年、邵晋涵)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易风俗矣![6]609显然,周永年成了领一代风潮的学术明星,他完全可以过上一种众星捧月式的安逸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偏不。

弃产营书,也许一般人理解不了这四个字的份量。这是一条不归路,它令人想到的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传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此时的周永年除了精心修纂《四库全书》,还为筹建藉书园做了三件大事:

其一:搜书、购书

京都不比历下,其书源显然要丰富厚实得多。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此时王培荀的祖父寓居北京,恰与周永年是邻居。他称周雇了四个仆人,专门为他收购图书。甚至连王家的仆人都要协助打理(与先王父交善,⋯⋯有仆四人,专为收掌。先王父在都日,寓舍比邻,朝夕过从,家仆田升亦代为经理。所刻书,多寄余家代为消散[7]95)。

每次回济南探亲,周永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惟有满船满车之书。好友桂馥有《送周进士永年》诗写此情境,至为感人,中有句云:声名动日下,君心冲若虚。脱然返故乡,惟载满船书。”“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传之得其人,犹胜儿孙愚。[6]612最后,桂馥将周永年的壮举称为千古之心送君千古心,樽酒空踟蹰)。实为知音一遇也!

其二:抄书、录书

周永年利用纂修《四库全书》的方便条件,借出馆里的书,将桂馥叫到北京,雇上十余名书工,日夜不停地抄录(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3]626此乃深知学者无书之苦而艰难为之也)。

无独有偶,此时恰逢周永年好友李文藻来京公干,竟也一道加入抄书的行列。李文藻有诗专述其事:两月住京华,与君无暂闲。借钞中秘籍,手少为艰。[6]74

其三:刻书、印书

尤为感人的,是周永年尤其关注山东学者、诗人的遗书遗稿,一旦发现,即为之刻印刊行,如山左著名诗人王苹的文集《蓼谷文集》、张元《绿筠轩诗四卷》、《贷园丛书初集》十二种等山东名家作品集,数不胜数,皆是周永年出巨资为之刊刻行世。王苹《蓼谷文集》,周永年发现于肆市而购得,李文藻在《蓼谷文集序》中,称自己对周之义举重有叹焉盖(王苹)先生以诗名播于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此四册者,出先生手录,更无副本。若其后人不鬻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袭藏之,或蚀于,啮于鼠,毁于火,糜于屋漏之水,则先生之能文,终无知者矣。又使鬻于不知文者,恐仍有数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齐丘其人,又必窜为己作。则是集之遇书昌,谓先生死而无灵,可乎?[1]491文章曲折尽意,层层递进,却又真实可信,感人至深。

周永年在回忆李文藻时曾说:忆君有言曰: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其与不刻奚异?尝太息以为名言。[6]223这是李文藻所言,更是周永年毕生遵循并践行的宗旨。

而周永年聚书、购书的过程,更是历经挫折、苦难乃至灭顶之灾。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曾经记下周永年的四次失书的重大磨难:

其一:先生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堂官某求暂留借观,未数日而其家籍没,书遂入大内矣。

其二:(先生)出门每以五车自随。在德州书院将归,以书寄朋好处,逮返,而其书尽为人窃去。

其三:在济宁时,留书某家,为水漂去。

其四:子东木,名震甲,为河南太康令。以二千金往江南买书以归,家中无人,戚某守宅,书籍、古玩、字画尽为所鬻。及归里问所藏,即零篇断简,无一全者[7]95

真是一部购书史,几多心酸泪。周永年失书,除了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所遇非人。然而,有时在朋友处亦复如此:先生在日,尝以钞本三十种质于四川李雨村。雨村遇逆匪之变,万卷楼被火焚,未尽者亦被人抢去。[7]95

因为书,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人。

《乡园忆旧录》说他:家酷贫,赵渭川助以金,并赠诗云:髯翁贫病今犹昔,时欠长安卖药钱。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论者谓绝似先生行乐图。与先王父交善,尝以商彝托先王父代售,其清况可想。 [7]95

空着肚子,太阳老高了,连早饭都吃不起,你能想象这是一位名噪全国的翰林所过的生活吗?如果不信,还有他的同好李文藻在京师亲眼所见周永年的窘迫生涯:同好周柱史,插架高难攀。万卷不满意,持录愁攒颜。四库写未半,积债如层山。为了购书,他竟然积债如山,令人好不心痛,于是李文藻慨然道,多么希望周永年能登上有权有势的要津,使他的借书园大业能够实现啊:好古苦无力,此情不能删。望君登要津,刊布传通[6]74

哲人云:选择,即是命运。是为社会大众,还是为一己私欲;是为中华文化,还是为金钱财货;是为千秋后世,还是为一时之快,前者意味着受苦受难,而后者则是富贵安享,周永年毅然选择了前者。

他在有生之年,断然舍弃了人世间的享受与幸福,一刻不停地聚书,向着创办藉书园的目标艰难跋涉、砥砺前行、顽强奋进。

著名诗人李宪乔有《赠周林汲》诗:都城千万户,独此抱殑殑。每约无尘处,相寻有道僧。尽收看后卷,只对影边灯。犹寄班行里,自言多不胜。[8]一幅风雨之中的悲壮塑像!

三、百年沧桑藉书园,万卷图书任君搜

周永年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为藉书园制定了最为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一步,买下贤清园(时称罗园,周家买下后称朗园)为家;第二步,在贤清园建造藏书楼。贤清园是济南的著名私家园林,地处周永年自幼成长的东流水巷,周永年对其感情非同一般,且景致幽雅,开阔宏敞,建书楼供借阅最为理想。周永年在世时,这两步计划已经完满实现。

许多人认为,朗园的创立者,或曰第一位主人是周震甲,其实,这是不对的。其错误根源于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园旧名罗家园⋯⋯东木(周震甲字)得之罗氏,自号朗谷,因改名朗园云。[1]394

准确地说,朗园(一名琅园)是周震甲之父周永年买下并改建居住的,其第一代主人为周永年。

证据甚多。如济南诗人朱畹的诗《重游朗园,怀周林汲先生》:

先生今已往,留得此园亭。竹影摇荒砌,月光穿曲棂。临池曾试墨,倚石记谈经。遗帙空连架,间房深自扃。

朱畹(1766?),字敉人,号虚谷。历下诸生。周永年长朱畹36岁,而周永年去世时,朱畹已是25岁的成年人。所以,周永年晚年在济南的事情,他应该十分清楚。朱畹十分肯定地将朗园称作周永年死后留下的园亭(先生今已往,留得此园亭),并称周氏在这里过着临池试墨”“倚石谈经的学者生活。

这就充分说明:朗园的第一位主人为周永年无疑。只是,朱畹未提及藏书楼事。而周永年祖侄周乐(1770?)有诗,则明示藏书楼为周永年所建,诗题为《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园为家东木刺史重构筑》:凤尾出墙头,入门溪水流。满园都是竹,盛夏亦如秋。鸡犬仙居在,鱼虾客醉留。林泉此第一,廿载得重游。犹忆吾宗衮,竹阴同把樽。兹游过燕寝,崛起见龙孙时云坡举孝廉。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蓬瀛宛在目,绳武道须敦。 [1]394

诗人回忆二十年前,与族叔周永年在园内竹阴下把樽饮酒的往事;并称朗园的十万卷藏书楼为书昌太史藉书园,由此可知,周永年生前已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林汲山房儒藏说》)的藉书园建造成功。

不惟如此,周永年还为藉书园制定了完整的借阅规则。

他精心编制《藉书目录》,并请著名文史大家章学诚作序,反复申明藉书园的宗旨为藉者,借也盖欲购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为之赡其经费立为法守,而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欲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章学诚还曾感慨万端地拿藉书园与其他私家藏书相比:若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纷纷注簿,私门所辑,殆与前古艺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数,其指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计于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其志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书昌相去当何如耶![6]609

遗憾的是,周永年藉书园其实是做成了,而今人对此却茫无所知。周永年成功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历史与后人却错误地将其塑造成了失败者的形象。

追根溯源,造成历史误会的在于两篇文章。死者身后,最具话语权的是其生前好友的追忆文章,一是桂馥的作为碑传的《周先生永年传》,其中只谈了以往他与周永年共同创办藉书园的失败史,苦力屈不就五字,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但一般读者不会去分辨,这说的是过去而非现在更非后来。(此后在各种人物典籍中,这五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周永年》:以力绌不就)二是章学诚,其《周永年别传》确为难得之妙文、至文。但其时他已离开京城四年多,不了解周永年及藉书园的近况。尤其写周永年志既美而不就当世的遭遇,凄切悲催,也易给读者造成失败落魄的印象。而在作为正史的《清史稿》上,则称周永年开借书园,据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读传抄,以广流传。惜永年殁后,渐就散佚,则未定经久之法也。未指明是哪一次,只是笼统地说,但依然是一位失败者的形象。

其实,在周永年及其子孙后代的不懈努力下,周永年藉书园不仅办成了,而且巍巍的藏书楼雄立于泺水之侧近百年之久。令人感喟且唏嘘的是,在将近百年的历史之中,周永年的后人,从儿子周震甲到孙子周宗照到曾孙周如城、周如璧⋯⋯一代又一代,始终秉承着藏书楼的图书对外开放、造福士民的原则,这可以从大量的诗文作品中得到证明,来此借阅传抄图书的士子们,不仅赞美朗园环境的美丽与优雅,更是细致描述了借阅图书的美好享受。

比起乃父永远也脱却不掉的浓浓的书卷味和书生气,周震甲显然更为警敏而且实际。据民国《历城县志》,周震甲,字东木,乾隆四十五年举人。历任河南通许、尉氏诸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升任信阳知州,是一位清廉爱民且有智慧、能力的基层官员。周震甲时期的朗园之美,有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可以为证:

园有联云:田家况味,只寻常流水当门;远山在目,林下光阴岂寂寞。藏书万卷,种竹千竿,入门巨竹拂云。清泉汹涌过亭下,飒飒如风雨声⋯⋯北堂临水,月下听泉,阶上垂钓,如白乐天庐山草堂,洵足涤尘虑,消烦暑也。楹联云:舍南舍北皆春水,微雨微风隔画帘⋯⋯[1]395

藏书万卷,种竹千竿,其时,朗园成为济南胜景,而最为宜人的却是它的藉书园——藏书楼。不惟济南与山东的士人,外省的诗人、学者亦纷纷前来读书借阅。江苏长洲名士宋翔凤(字于庭)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来到济南,谒双忠祠(双忠祠所祀明巡按御史宋公学朱为其六世从祖),游大明湖,而其尤难忘者是在朗园借读的经历。作为著名经学家、学者,宋翔凤显然眼界颇高,但亦对朗园景致赞不绝口,并专作《历城四忆诗·朗园竹》一诗,其序云:周东木朗园别业有贤清泉。⋯⋯泉上种竹万竿,绿影参差,涧流转碧,俗尘一涤,幽怀满襟。[6]72而更令他铭刻在心的还不是这些,其《历下留别八首》之五《历城周东木刺史震甲》诗云:绿竹夹清水,名园访近郊。难忘明瑟境,思借海棠巢。生意看庭树,天涯若系匏。可怜泉石畔,孤负载山肴。[6]74

宋代,王安石在任舒州通判期间,将自己的读书楼起名为峰阁。三十年后黄庭坚来此,作六言诗《题峰阁》,其中有句徐老海棠巢上,意称徐结屋海棠之上。之后,海棠巢遂成为文人读书楼或书斋的美称。难忘明瑟境,思借海棠巢,足见宋翔凤念念在心的还是在藉书园的借读时光。试想,这里有周永年、李文藻编辑刊印的《贷园丛书初编》十二种,该书集清代经师研治经学音韵著述之大成,还有宋翔凤最为心仪的顾炎武、张尔岐、王士的各类著作,藉书园此时都是最为权威、全面的收藏借阅之馆。这就难怪宋翔凤沉浸其间,就连主人特为准备的山肴野蔌都吃不出味道了。

周永年之孙周宗照,号定斋,监生,有《喜闻过斋诗草》。县志称其世守经籍,博学工诗,颇有乃祖之风。他由此更能体会文人对于图书的需要。

嘉庆道光间济南诸生杨致祺,字征甫,著有《天畅轩仅存草》。杨致祺诗虽不多,而神致修然,自饶天趣,诗界称隽才(《国朝山左诗汇钞》卷三十),与其弟杨恩、杨祐褀并称历下三子。他写有《过朗园赠周生》:为访故人去,因成潇洒游。临池照寒碧,搴竹弄清幽。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坐来浑忘返,不待主人留。[1]395

这里的关键词是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由此看到,在周氏藏书楼存储的大量珍贵的图书、奇书,无偿地任凭文士们自由查阅、翻搜,如若是朋友或熟人,甚至有美酒相陪,这样的服务态度,当然会使得读者心中充满感恩颂赞之情,甚至不等主人挽留,便已全然沉潜于书海之中,早已忘记了回家。

藉书园在道咸之年,迎来它的全盛之期。其时,周永年的曾孙周如城(号云坡),中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顺天平谷知县。另一曾孙周如璧(号子完),为道光己酉(道光二十九年)拔贡。

道光年间在山东任泰安知县、济宁知州,后来官至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字树人,号伯桢、峙之),有《游周氏琅园》诗:

看到湖山吏亦仙,济南名士近名泉。苔痕上石堆青嶂,树影摇波皴绿天。曲径雨余黏屐齿,小窗风过动书签。瑯嬛手泽须珍重,继起文章望后贤谓子完茂才[6]487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周家书楼阅读图书的幸福感受,小窗风过动书签,好是诗意,好是养心啊,瑯嬛手泽须珍重,诗人直接说,这里分明是上帝藏书的地方(琅)呀,这书上,留有最可崇敬的先辈周永年的手迹,可千万要珍惜啊!

所谓饮水不忘掘井人,登斯楼也,则无人不忆起当年周永年建楼的无尽苦难与博大爱心。清代道咸年间济南诗人王德容(1780?),字体涵,号秋桥,诸生。因考场失利,遂结庐大明湖鹊华桥东,教授生徒,不事进取,游其门者,多知名士。性耽山水,工吟咏,诗以真朴为宗。著有《秋桥诗选》。其《游朗园》:

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当年杖履观鱼地,此日埙篪听鹿秋谓主人周云坡子完昆仲。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分襟回首望,月色照迷离。[1]396

藉书园一直延续至同治年间而不衰,济南同光间诗人杨丕度,为道咸间济南名士杨恩之子,其《偕唐子翰、王梦周、李梅生宴周氏琅园》诗有句:土沃培花胜,竹深留客宜。图书收蓄富,把卷任翻披。 [1]396

由此可知,直至同治年间,周氏藉书园依然图书资源雄厚,并一直坚持着公开开放、嘉惠士林、把卷任翻披的公共图书馆的本质特征。

藉书园于光绪三年由山东济东泰武道李宗岱购去,改建为汉石院。光绪四年,王钟霖在《国朝历下诗钞序》发出悲凉喟叹:黄叶朗园,泉流不返。盖王苹(王黄叶)之二十四泉草堂、周永年之朗园早已成为济南之文化符号,文化象征。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八十八年。如果从初次创办藉书园的乾隆三十四年算起,则有一百零八年的历史,距今二百五十周年。如果自创建成功之日算起,也已有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是周永年,及其谨遵父祖之教的后人,把周家藏书楼办成了一处名符其实的借书园。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在距今230年前,在中国,在济南,人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图书馆。

周永年于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矣!


参考文献

[1] 张华松等校点.历城县志正续合编[M].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7.

[2] 沈起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7.

[3] 钱仪吉等.清代碑传合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6.

[4]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道光济南府志[M].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223

[5] 徐北文.徐北文文集[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6:89

[6] 清代诗文集汇编:36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3.

[8] 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十三卷[M].刻本.西安:郡斋,1886(清

光绪十二年).



作者简介:侯 环(1980),女,山东济南人,济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林(1949—),男,山东济南人,济南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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