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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苦菜花》的女性成长主题与情爱主题

字体:      发表日期:2017-05-11  文章来源:

论《苦菜花》的女性成长主题与情爱主题

 

刘传霞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作为一部红色经典,《苦菜花》呼应国家政治文化召唤,叙述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歌颂他们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由于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作家个人体验的潜在影响,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又不自觉地逸出主流革命政治话语的规范,把在现代文学时期为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化所张扬,而在十七年时期却被国家政治文化所漠视、所压抑的文学主题——女性成长主题、情爱主题——呈现出来,使这部革命历史小说具有更加丰富的主题内蕴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苦菜花》;革命历史小说;成长;情爱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70(2016)06-0001-05

冯德英的《苦菜花》是一部追忆胶东昆嵛山区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历史小说,其作品素材来自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故乡和自己家庭的真实生活。小说从1953年开始构想到1958年初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历时5年。根据冯德英的叙述,他从1953年开始酝酿构思,最初是四五万字的“我的母亲”,1955年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正式写作,当年11月就写成初稿,第一遍是十七八万字,第二遍二十八万字,初稿得到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肯定,1956年冬受出版社之邀到北京集中时间改稿,在编辑们的帮助下对初稿进行了修订,到1957年5月定稿的时候已经近四十万字,因为“反右”运动爆发,出版时间被推迟,一直到1958年1月才公开出版发行。小说最初的名字为“母亲”,因为与高尔基的“母亲”重名,出版社编辑建议改名,由于作品中多次描写苦菜花,而苦菜花象征了小说主人公母亲的性格命运,小说最后更名为《苦菜花》。[1]这部根据自己家族经历和家乡抗日英雄事迹而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同时代革命历史小说中显得颇为独特,它包含了赞美抗日军民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书写底层妇女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歌颂母性与情爱等多重主题,以及国家政治文化、通俗文化、启蒙文化、左翼文化等多重文化特质。鉴于学界对《苦菜花》的革命主题以及与国家政治文化、通俗文化之间关系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本文着重探讨《苦菜花》的女性成长主题、情爱主题以及与启蒙文化、左翼文化的关系。

就小说显性主题而言,《苦菜花》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同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并无独特之处,它再现式地叙述了符合国家政治话语所规范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然而,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冯德英选取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母亲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把她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推进、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她的精神生长、性格演变来展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小说一开始就将传统意义上的冯家的家族顶梁柱冯仁义放逐文本之外,并且将家族的男性继承人一个安排在外读书打仗,另一个安排为纯真无知的孩童,重点围绕着中年母亲和青年女儿娟子的生活足迹与精神成长来展开,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苦菜花》就不仅仅是一部通俗革命英雄传奇,还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成长小说,它展现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劳动妇女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觉醒与成长。

孙先科指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为一个胜利的、掌握政权的阶级、政党对自我历史的重构与叙述,它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或特殊的‘成长小说’,因为在这种‘成长小说’中,‘自我’的阶级及集团的而非‘个人’的性质对人的‘内在性’的开发是有所节制的,它遵循的法则是以个人的严格的自律融入集团与社会,‘成长’意味着程度不同地放弃自我而有效地社会化。”[2]《苦菜花》中母亲的成长之路大体也没有超出这种规范。母亲从一个忍辱负重的家庭妇女、一个辛勤操劳的农妇,成长为具有阶级意识、勇敢地参加社会革命斗争的革命母亲,也经历了“反抗/追求/考验/命名” [3]的历程,但是,在具体的叙述中小说出现一些旁逸斜出,体现出冯德英对母爱的钦佩、女性命运的关怀。

在小说中母亲的成长主要基于革命儿女的影响,儿女的人生选择改变了母亲的生活道路,也改变了母亲的性格。而革命儿女之所以能够影响母亲则基于母爱。在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中都会有一个外来的革命者,是他所宣讲的革命政治话语在不断地引导主人公成长,但是,在《苦菜花》中担任这一角色的姜永泉并没有过多地行使这一权力。母亲之所以与革命发生关系并一直与革命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她有一颗牵挂、关心儿女的母爱之心,为了儿女她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能够突破生理极限创造奇迹,比如代娟子哺乳外孙女。因为母爱,她支持帮助儿女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时代革命大潮之中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落在别人的后头,她不愿意耽误儿女的前程;因为母爱,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她关心呵护着与自己儿女一样离家在外为革命辛劳奔波、拼命战斗的年轻男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把自己变成了青年革命者的母亲。母亲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敌人严刑拷打,除了坚信对共产党领导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感激八路军为冯家复仇,还有儿女已经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实。

啊!共产党八路军,抗战革命!对她这个多子女的母亲有什么好处呢?她得到了什么呢?她得到的是儿女离开她,使她做母亲的替他们担惊受怕,使她山上爬地里滚,吃不尽的苦,受不尽的痛,以至落到这个地步。这,这都怨谁呢?

母亲想到这里,突然害怕起来:

“我是怎么啦?我在埋怨谁?在埋怨共产党八路军吗?!”她恐惧得忘记疼痛,身子急速地抖动着,“共产党八路军有什么不好?他们作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哥哥一家人的血海深仇,不是共产党给报的吗?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我拿什么把孩子拉扯大?没有共产党八路军,穷人怎能翻身,不再受财主的欺压?这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处吗?”[4]

这是小说中母亲经历酷刑后的一段心理活动。既看到革命给自己带来的苦痛,又思量斟酌革命给家人以及像自己一样的穷人带来的改变,这是一个普通母亲真实的情感逻辑。与母爱相伴的是对敌人仇恨的增长。在经历了亲人、朋友、乡邻,尤其是她的心爱小女儿被敌人残酷杀害之后,母亲仇恨的怒火射向所有丑恶的敌人,“仇恨会使人变得坚强勇敢,母亲易受感动的软心肠,现在变得从不轻易掉下眼泪来”,“只要有机会拿起枪的话,她会一点不慌张地打死所要打死的敌人”。在小说的结尾水道之战中母亲终于拿起了枪向敌人扣动了扳机。而“悲愤又激起了热烈的爱,母亲比过去更爱她所爱的人”。[5]她慈爱的胸怀向与自己有着同样苦难和不幸的人敞开,她的家成了“干部招待所”。基于母爱,再经过一次次革命斗争的引导与锤炼,母亲发自本能的爱和恨都已经超越了个人,成为有自觉阶级意识的积极革命者。基于母爱,母亲把骨肉之爱扩大到阶级之爱,把家族仇恨扩大到阶级仇恨,冯德英把这一转换写得自然,令人信服。正如董之琳所言,这种叙述使《苦菜花》呈现出“一种独到的现代意识:源自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爱与恨,成为衡量现代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而传统的恩怨结仇,君臣父子,甚至还有‘一将功成万骨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信条,等等,都退出了小说的地平线,使作品在不经意间,对战争中仁慈与残忍,善良与暴行,道德与无耻,正义与邪恶等一系列处于二元对立的人生大主题有新的认知”。[6]

对母亲影响最大的孩子是女儿娟子。娟子是一个单纯而天真的贫穷农家长女,如果没有参加乡村革命,成为革命群体中的一员,她只能默默低头劳作,帮助母亲抚养弟妹分担家庭困苦,成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家庭妇女。如果没有革命,娟子还要忍受性别歧视,遭受无端的道德谴责,承受封建道德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在王官庄以四大爷为代表的宗法家族按照封建礼教的“家规”“族法”约束惩戒妇女,让底层妇女比底层男性遭受更多的压迫与苦难。乡村妇女不仅受地主恶霸侵害,还要受父权压迫;如果没有革命,她们终生只能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父权之下。娟子曾经因为有着“高高的胸脯和厚实的脚板”,遭受村民风言风语的责难。因为参加了革命,娟子一个寻常农家女,能够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拿起枪杆走到人前公开地发言,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成为一个有力量、有智慧,令人不可忽视的女战士、女英雄。革命改变女性命运,开阔女性生存空间,让农村底层妇女获得从前不敢想象的权力和自由。娟子参加革命以后其精神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让母亲看到底层妇女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道路或者说生存状态。基于母爱,基于亲身经历的性别之痛,也基于对传统妇女性别角色规范与悲剧命运的不满,母亲一次又一次地纵容女儿、宽恕女儿“违规”之举,比如不裹脚、不束胸,与男性交往,像男人一样参加乡村暴动;同样基于此,母亲从有意无意地帮助女儿的革命行动,到自觉地帮助女儿和她的组织群体解决困难,积极参与到女儿的革命活动之中,由革命的恐惧者-观望者-同情者变成革命的维护者、参与者。除了母亲和娟子,《苦菜花》还写了花子、赵星梅、兰子、秀子等乡村底层妇女的成长。没有革命,花子就会成为一个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断送了爱情婚姻幸福的怨妇,只能在婆家欺凌压榨之下屈辱地活着,革命让她获得反抗宗法家族迫害的勇气与力量,革命帮助她重新获得了爱情婚姻的幸福,革命让她从一个可怜的、可欺的小媳妇变成了机智勇敢的妇救会长。

巴赫金在分析现代成长小说的时候指出,主人公的个人成长,“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7]《苦菜花》里的母亲是在中国乡村开展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中成长,母亲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的变化反映了新旧时代的变化,旧的时代决定了以男性/强者为主导的冯家与地主王唯一的孤独决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时代以女性/弱者为主要参与者的与地主和外族侵略者的群体战斗最终必然胜利,这里力量强弱依据不是性别秩序,而是背后的历史逻辑。而母亲、娟子、花子等人物的性别身份又凸显中国底层妇女从被压抑的“前现代”走入现代的独特性。与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妇女解放依附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之中。底层劳动妇女之所以能够加入这些原本属于男性的生活空间,是因为改变社会现有政治秩序的现代革命需要动员绝大多数国民加入其中,而底层劳动妇女之所以愿意接受动员参加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妇女的社会与家庭地位,给了她们可以自傲、自尊地生活着的资本和空间。有革命伦理的支持,母亲、娟子不再惧怕以四大爷为代表的男性封建家长的欺压,不用委曲求全、小心翼翼地活着;花子不用继续忍受婆婆家的捆绑殴打,获得了自己的爱情,挣脱了或死或疯癫的女性宿命;秀子可以像哥哥德刚一样获得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与城市知识女性相比,这些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妇女自我意识更加匮乏,所受父权压迫更加深重,没有革命这种外来的社会动力她们很难获得自身的解放,因而,底层妇女解放与成长与中国社会阶级、民族解放的关系非常密切。《苦菜花》写出中国底层妇女解放与革命历史推进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妇女在这一解放路程上所遭遇的性别罹难。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是五四青年的一个重要革命口号,现代启蒙主义思潮赋予了私人化的性爱话语以崇尚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宏大时代主题。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出现了大批表现个人爱情与封建家庭冲突的小说,在血雨腥风的大革命时代也有“革命加恋爱”的文学热潮出现。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性爱的这一现代性主题被压抑,性爱基于人性释放的反抗力量被抑制,反而性爱快感带来的破坏腐蚀作用被凸显。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在正面人物身上不仅不见肉身化的性与爱,而且精神化的爱与情也渐行渐远,性叙述只能出现在反面人物身上,成为了他们道德沦丧的象征,到了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革命的身体成为千篇一律的“无性化的身体”。即使是在《苦菜花》出版的1958年——文化大一统还相对松动的时期,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苦菜花》对青年男女性爱的叙述也是独树一帜,难得一见。莫言在回忆少年阅读体验时写道:“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8]

《苦菜花》最大胆、最少迂腐气的爱情描写是杏莉母亲、花子两个地主家儿媳妇的婚外情。小说对杏莉母亲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的婚外情的书写在一定层面上沿袭着五四启蒙文化中的反抗人性压抑、反对封建专制的主题,并且巧妙地将这一主题与当代的革命伦理相结合,反而使其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在小说中杏莉母亲与王长锁的婚外情在起始阶段主要基于情欲。杏莉母亲按照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的王柬芝,但是在外读书工作的花花公子王柬芝并不认可这个婚姻,杏莉母亲一开始就处于被抛弃状态,成为弃妇、怨妇、活寡妇,独自寂寞无趣地生活在阴冷乡村深宅大院之中,欲望被压抑,生命也走向枯竭。家中长工王长锁 “黑红肌肉和厚实粗壮的体格”激起了她被压抑的身体欲望,“燃烧在女人心头的野性情火,使她愈来愈大胆的进攻了”。 [9]杏莉母亲主动进攻,投入长工王长锁的怀抱,并且生下了私生女杏莉。对杏莉母亲这一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作品的叙述并没有谴责讥讽之意,反而是同情、理解、赞赏的。小说中有一段文字透露这种“违禁的私情”给杏莉母亲带来的身心滋养,那就是王柬芝突然从牟平城回到王官庄的时候,“她是三十几岁的人,白晰鸭蛋形的脸儿,还红晕晕的很有光彩,细眯眯的眼睛在说明她是个好看而多情的女人。”[10]花子被父亲以二百斤苞米价格卖给了财主家的人事不懂的傻儿子,不仅遭受傻子的侮辱,还要遭受婆婆的虐待,婆家的长工“粗壮的小伙子” [11]老起的关怀与同情,让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花子逃回到王官庄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尽管有封建专制的父亲四大爷和组织革命纪律的约束,他们之间的爱情却像“火触焦柴那样,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它要突破束缚着它的铁环,爆发出美丽艳红的火花!”[12]小说把这两段以女性为主导的“婚外情”写的非常美好,作家把这种“犯禁”的行为书写成是人性的释放、生命的怒放。然而,在那个时代婚外情不仅不被传统伦理所许可,而且也不能被革命伦理所接纳。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反封建包办婚姻才来设置个人化的男女私情,小说中杏莉母亲、花子的婚外情还担负着政治功能,证明了只有革命才能保证个人幸福。尽管,杏莉母亲、花子背叛的男性是地主阶级而投入的男性是贫苦农民,男性的阶级属性让这一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这私情要从地下走到地上,被革命伦理认可,获得革命合法性,还需要付出代价,需要经过革命洗礼。杏莉母亲为了保护王长锁和女儿,在王柬芝回乡之后忍受汉奸特务宫少尼侮辱,王长锁为了保护杏莉母亲被王柬芝所控制和利用,结果他们不仅没有保护了对方,反而失去了女儿,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的牢狱中将母亲解救出来,王柬芝被杀死之后,他们在革命新政权的帮助之下名正言顺地走到了一起,成了合法夫妻,并且又有了儿子——中国宗法家族文化所认可的传承者。花子、老起激情燃烧的结果使他们未婚先孕,他们的“地下恋情”再也无法掩藏,浮出“地表”的私情不仅遭遇严守封建礼教的父亲的反对,还遭受思想保守的村干部的反对,他们都将之视作“伤风败俗”、“大逆不道”,花子被婆家强行绑走,老起被村干部捆起来游街。冯德英写出花子与老起在“私通”之下所承受的巨大心理煎熬,既恐惧封建女性贞节观对女性的压迫,又担忧自己的行为会影响革命队伍声誉,花子陷入了惶恐、无助、绝望之中,甚至想到以自杀来解决困境,是以姜永泉为代表党组织解救了二人。但是,小说又为这对恋人安排一场严峻的革命考验,在日本侵略者屠杀革命者的时候,花子为了保护八路军排长王东海,舍弃了丈夫老起。在经过这一苦难考验之后,小说为花子安排了一个幸福的人生结局:王东海被花子的英勇行为所感动,舍弃了年轻漂亮、知识分子出身的八路军卫生队队长白芸。王东海之所以在白芸与花子之间选择了花子,既是一种针对花子本人的报恩行动,也是顺应革命对自己的召唤,王东海选择不仅是一个对自己有恩的女人,还是“党的好女儿”,而白芸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文化语境中男性革命者的理想爱人已不再是“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知识女性,而是健壮的劳动妇女。小说是这样解释王东海的情爱选择:“她宽宽的脸堂,粗壮丰满的身段,显得是那样有力而刚健。那眼睛是淳朴的,而同时含有柔情,又是那么善于激动,特别当它饱含泪水时,使人没有法子不为它而感动。她的相貌是女人、是母亲,她的行动是战士,是勇敢大义的化身。她是共产党的好女儿。啊! 这样一个坚强而美好的女性,是应该受到爱慕和尊敬的啊!”[13]经过这样一段曲折的改造,至此,冯德英对婚外情的解读和女性审美的书写又回到时代所认可与推行的标准之中。尽管如此,《苦菜花》对这两段婚外情的书写还是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同类作品。同时,“杏莉母亲最终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不是因为反复接受了‘政治教育’从而改造了‘世界观’,而是因为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所引领, 这一点在同时期文艺作品中颇具特色”。[14]花子也是感激革命对她的婚外情的保护,使其获得新生,才更加坚定忘我地投入革命。

其次,《苦菜花》深入青年男女的内心世界,写出陷入爱情之中的革命者的身体感受、心理波动,写出他们对爱情的期待以及爱情对他们带来的幸福喜悦感。如果说小说对杏莉母亲与王长锁、花子与老起的婚外情的书写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化反对封建礼教、高扬人性解放的主题,那么,革命者姜永泉和娟子、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左翼文学 “革命加恋爱”的路数。成熟的革命者姜永泉和娟子、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美好而浪漫,让人心生向往。娟子爱上了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的姜永泉,她情思已动,却不敢表白,见到了姜永泉屋里漂亮而开朗大方的青年女性赵星梅就产生误会,嫉妒之情油然而生,这里就把爱情中过度敏感、占有欲等人性中另一面展现出来。同时,小说中对娟子与姜永泉新婚之夜的叙述,也将娟子对初夜的惶恐与期待,对爱与幸福的渴望展现出来。对革命者的爱情,冯德英也没有回避他们的身体欲望。“她的眼睛告诉了他一切。他冲动地抱住她的两臂; 娟子紧紧伏在他怀里,用那烘热润湿的丰满嘴唇,在他脸上急切地亲吻着……两个人都感到对方的身上炙热得厉害,像是在一个熔铁炉里的铁流一样,完全熔化在一起了,永远也分不开了。……两个心紧贴在一起,像是糖,像是蜜,在永久地散发着甜香……[15]革命者纪铁功突然来到王官庄看望未婚妻赵星梅,二人一起在河边长堤漫步聊天,非常浪漫温馨,在偏僻的山村这一行为其实是颇突兀的风景,但是又那么美丽:“纪铁功紧紧地搂抱着她那窕窈而健壮的腰肢。他感到她的脸腮热得烤人。她那丰满的富有弹性的胸脯,紧挤在他的坚实的胸脯上。”[16]

当然,冯德英并没有让革命者完全沉湎于个人情爱之中,他对革命者的情爱处理也不可能彻底超越时代规范,小说中娟子和姜永泉在新婚之夜的情欲风暴之中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党,相互激励为革命事业献身;赵星梅和纪铁功在久别重逢相互依偎缠绵之时理智地克制情感冲动,想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责任,憧憬未来幸福,加倍为党工作。如果娟子和姜永泉、赵星梅和纪铁功的爱情是阶级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产物,那么,杏莉和德强这一对小儿女的爱情则有些偏离这一规范。尽管杏莉的生父是长工,但是她的养父是地主加汉奸王柬芝,母亲也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其社会身份就有双重性,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有“黑骨头”和“白骨头”。小说没有顾忌杏莉身上与生俱来的“黑骨头”,酣畅恣肆地写出他们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过,作家给杏莉安排了被养父亲刺死这一悲惨的结局。莫言指出:“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17]其实,这种结局设定也不排除时代话语对作家的影响与规范,尽管杏莉在后来的成长中由于与母亲一家和长工生父的亲密接触,已经挣脱血缘之情,反叛汉奸地主父亲,但是,她毕竟身上带着“原罪”,作家对文化规范的突破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在十七年时期文学写作是关涉到国家民族革命大业之事,革命历史小说担负起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树立革命信念的政治任务,因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对小说的人物塑造、结构安排、情节发展走向、审美基调都制定了一些明确的规范。作为一部红色经典,《苦菜花》呼应国家政治文化召唤,叙述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歌颂他们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由于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作家个人体验的潜在影响,小说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又不自觉地逸出主流革命政治话语的规范,把在现代文学时期为五四启蒙文化、左翼革命文化所张扬,而在十七年时期却被国家政治文化所漠视、所压抑的文学主题——女性成长主题、情爱主题——呈现出来,使这部革命历史小说具有更加丰富的主题内蕴与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熊坤静.长篇小说《苦菜花》创作的前前后后[J].党史博采,2012,(11).

[2]    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98-99.

[3]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A].载唐小兵编: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3.

[4] [5] [9] [10] [11] [12] [13] [15] [16]冯德英.苦菜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247,300-301,52,42,349,351,444,336-337,212.

[6]    董之琳.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A].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3.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17.

[8] [17]莫言.我看十七年文学[A].载杨杨主编: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39.

[14] 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J].当代作家评论,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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